陳耀昌專文(上):尋找消失的一八六七──我為什麼寫《傀儡花》 | 台灣之美
![陳耀昌專文(上):尋找消失的一八六七──我為什麼寫《傀儡花》](https://i.imgur.com/2P5xFLc.jpg)
2016年1月9日—劉明燈可能是在台灣留下最多題字遺跡的台灣總兵,除了本書提到的瑯嶠(車城)福安宮碑文外,還有草嶺古道的「虎字碑」、「雄鎮蠻煙碑」,以及在瑞芳三貂嶺 ...
![陳耀昌專文(上):尋找消失的一八六七──我為什麼寫《傀儡花》](https://i.imgur.com/2P5xFLc.jpg)
在《福爾摩沙三族記》[1]中,我試圖站在三個族群立場,以小說的方式來詮釋台灣史,重新建構荷蘭時代台灣史和鄭成功之形象。好友前義大利駐台代表馬忠義(Mario Palma)在二○一三年的義大利國慶晚會中,竟然提到這本書:「我的好友陳耀昌教授去年出版了一本很成功的書《福爾摩沙三族記》,但是今天的台灣已不是他所描寫的福爾摩沙了。他應該再寫一本另外標題的書《台灣多族記》!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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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台灣多族記」,太好了!
這幾年,我一直想強調一個理念:台灣是多族群,多元文化社會。各族群應互相尊重,各自發展而並存共榮。這本《傀儡花》[3],就是想以一八六七年發生在台灣的國際事件為背景,寫出台灣族群融合的陣痛。
今日的台灣,在一六○四年陳第寫《東番記》之後四百年,已包容了各不同階段的新移民,而成種族大熔爐。昔日瑯嶠或今日恆春地區,更是這個島嶼族群融合過程的最佳縮影。而一八六七年發生在瑯嶠的故事,不但登上了國際舞台,也改變了台灣的歷史,還改變了台灣人的族群結構。
然而弔詭的是,一八六七年,同治六年,對現代台灣人而言,卻是一個很陌生的年份。
明儒陳第所著《東番記》述及台灣。(來源:孔夫子舊書網)
台灣歷史教科書幾乎都不會提到一八六七年。這一年,以傳統史觀而言,平淡無奇。在南台灣發生一件船難,顯然不值一提。在一大堆清朝文牘之間,我們看到的,是輕描淡寫的幾篇台灣府地方官奏章,有些夸言功績,也有些扭曲事實,充分顯示了那個時代中國官場一貫的粉飾與浮誇作風(在本書中,我摘錄了一篇美國艦隊來台灣打仗後呈報中央的報告,及一篇清國軍隊南征番地後呈報中央的奏章,加上迄今猶存於屏東車城的一件「勒石記功」古蹟。兩相比較,非常有趣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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